第244章 突厥处罗可汗暴毙(1 / 2)

大唐凌烟志 凌云朗月 2762 字 12小时前

武德三年(620年)冬,正值唐高祖李渊经略中原之际,颉利可汗遣使抵达长安,向唐朝通报其前任国王处罗可汗薨逝的消息,高祖按照此前对待始毕可汗丧事的规格(始毕可汗于武德二年四月去世),举行了相应的吊唁礼仪。

处罗可汗出生不详,卒于620年,原名阿史那·俟利弗设,是东突厥启民可汗的第三子,始毕可汗之弟,颉利可汗之兄,其生平贯穿隋末唐初的乱世,既是突厥汗国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,也是中原政权更迭的重要见证者。

作为游牧帝国与农耕文明碰撞的亲历者,他的一生交织着草原部落的权力斗争、隋唐易代的政治博弈,以及跨地域的文化互动,在《旧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等正史中留下了复杂的历史剪影。

处罗可汗生于突厥王庭,其父启民可汗在位期间(599—609年)因部族内乱投靠隋朝,受隋文帝册封,开创了突厥与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。少年时期的处罗随父兄频繁出入长安,亲历隋朝“圣人可汗”时代的强盛,这种经历使其对中原制度与军事战略有直观认知。

大业五年(609年),隋炀帝西巡至突厥牙帐,启民可汗率诸子跪迎,《隋书·北狄传》记载“启民奉觞上寿,跪伏甚恭”,处罗与兄长始毕、咄苾皆列席其间,展现出突厥贵族对隋朝表面臣服下的隐忍。这种早期经历为其日后处理与中原势力的关系埋下伏笔。

大业十一年(615年),始毕可汗趁隋末民变脱离隋朝控制,率十万骑围隋炀帝杨广于雁门,突厥重归独立。处罗作为王族核心成员,参与了对隋边境的多次袭扰,逐渐积累了军事声望。

武德二年(619年),始毕可汗病逝,突厥汗位继承陷入短暂动荡。按突厥“兄终弟及”的传统,处罗本应继位,但其侄什钵苾(始毕之子)却得到了部分贵族的支持,很快形成内部权力竞争。《旧唐书·突厥传》记载“国人议立咄苾,以其母贱,众不服”,最终在隋朝义成公主(启民可汗之妻)干预下,处罗得以上位。

义成公主作为隋朝宗室女,自开皇十九年(599年)和亲突厥,先后嫁启民、始毕、处罗、颉利四可汗,历经四任可汗,在汗庭中保持有重要影响力,她凭借国母级别的政治手腕,迅速成为突厥内部亲隋势力的核心人物。之后,更是以继母身份力排众议,推动处罗继位。

处罗可汗继位后,继续延续突厥扶植中原割据势力的策略,但相较于始毕可汗的灵活务实,其政策更显激进。他先是接纳义成公主为妻,通过政治联姻巩固自身地位,同时积极收拢隋朝遗臣,迎接隋炀帝遗孀萧皇后及齐王杨暕遗腹子杨政道至定襄城(今内蒙古和林格尔),重新建立起隋室傀儡政权,《资治通鉴》载“处罗以政道为隋王,中国士民没于虏者,悉配之以为部落,行隋正朔,置百官”,史称“后隋”。

他的这一举措具有双重政治意图,一方面以“存亡继绝”之名获取干预中原的合法性,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吸引北逃士民来增强突厥的实力。《旧唐书》详载此事“处罗可汗将杨政道立为隋王,中国士民在北者悉配之,行其正朔,置百官,皆依隋制”印证了该政权的实际运作,其官僚体系完整,甚至设有尚书省、门下省等中枢机构。

处罗可汗在位期间(619—620年),中原正值李唐、王世充、窦建德等势力混战。他采取“联隋抑唐”策略,通过扶持杨政道政权,收拢河北、山西地区的隋朝旧臣与反唐武装。武德三年春,处罗联合割据马邑的刘武周,欲南下攻取并州(今太原),《新唐书·突厥传》详述其军事布局:“处罗谋取并州置杨政道,群臣谏,不听,方遣突利与武周合。”

之后,其扶植的小股割据势力张举于当年(620年)八月投降了唐朝,刘旻于九月投降唐朝。

张举是隋末群雄之一,活动于山西北部或河套地区,依附突厥势力。武德三年(620年)八月,在唐军平定刘武周后,张举率部投降唐朝。其投降与刘武周势力崩溃直接相关(刘武周部将宋金刚、尉迟敬德败亡后,突厥支持的割据力量瓦解)。史书未载其降唐后的官职或后续事迹,可能因实力较弱未被单独列传。

刘旻亦是隋末地方豪强,为山西或陕西一带割据者,与梁师都、突厥关系密切。武德三年(620年)九月,继张举之后投降唐朝。李世民在击败刘武周后,开始策划北攻梁师都,其投降时间紧接唐军对梁师都的军事压力。与张举类似,史书未载其后续活动,可能降唐后被收编或遣散。

张举、刘旻的投降是唐初统一战争的关键节点之一,武德三年四月,刘武周被突厥抛弃后逃奔突厥被杀,其部众瓦解。张举、刘旻作为突厥在山西的代理人,投降标志着突厥对河套以南控制力的削弱,引发梁师都恐慌(梁师都是当时突厥在陕北的唯一代理人),二人投降后,唐军得以集中力量对付梁师都,

梁师都得知张、刘投降唐朝后,大为恐惧,连夜召集心腹将领陆季览、辛獠儿等人密议,试图借突厥之力反制唐朝。

梁师都拍案而起,须发皆张,说道:“张举、刘旻这两个叛贼!竟敢背我投唐……如今朔方人心惶惶,若突厥再疑我无能,我等头颅怕是要挂在长安城门上了!”

陆季览抚须沉吟,目光阴鸷,沙哑着嗓音道:“主公勿急。突厥人向来贪利忘义,处罗可汗正需立威。我们不妨将计就计,就说李渊已调集陇右精兵,欲北渡黄河直捣定襄(突厥牙帐),再许以河东钱粮女子尽归突厥,如此一来,处罗岂能不动心?”

辛獠儿听后,冷笑着插话道:“陆兄此计虽妙,却不够狠!依我看,不如再添一把火,就说刘武周旧部暗中联络唐朝,欲献马邑于李渊。突厥若失马邑,漠南屏障尽丧,牛羊马场皆成唐军演武之地!”

梁师都踱步至帐外,望着漠北风沙,良久方转身回帐:

“好!你二人即刻备下金帛、骏马,再选百名汉女充作‘贡品’。明日随我亲赴定襄!记住,见了处罗,须哭诉李渊‘暴虐无道,欲灭华夷之别’,再提当年启民可汗受隋朝册封之旧事,突厥人最恨别人说他‘非正统’!”

陆季览忽压低声音说道:“主公,属下还有一策:可散播谣言,称李世民在灵州私铸‘受降城’碑文,上书‘擒处罗者封王’。突厥贵族必怒,届时何愁突厥不挥师南下?”

梁师都听后抚掌大笑,目露凶光道:“妙极!汉人有句话叫‘借刀杀人’……传令下去,凡军中与唐廷有书信往来者,皆绑送突厥为奴!咱们要让处罗明白,这朔方之地,唯有我梁师都,才是突厥最忠实的‘胡马向导’!”

随即,梁师都便派遣其尚书陆季览游说突厥处罗可汗道:“近来中原陷入战乱,分裂为多个政权,彼此势均力敌、力量薄弱,因此都向北方突厥称臣归附。如今定杨可汗(刘武周)已然败亡(刘武周于当年四月败亡),天下即将全被唐朝占据。梁师都即便灭亡也无怨言,只是担心接下来就会轮到可汗您了。不如趁唐朝尚未完全平定天下,向南夺取中原,效仿当年魏道武帝的策略。我们梁师都军队愿作为向导!”

处罗可汗继位(619年)以来,一直面临着三重压力,首先便是经济危机,突厥当时连年雪灾,“六畜多死,国中大馁”,急需通过战争掠夺资源。而且其部落离心严重,面对薛延陀、回纥等铁勒部族的反叛,契丹、奚等附庸动摇,军事胜利可震慑诸部。再者他一继任便面对着内部权力斗争,处罗得位依赖义成公主支持,但其弟咄苾(颉利可汗)势力渐强,已威胁到其权利地位,亟需战功巩固权威。